A Study on Eco-Labelling As the Trade Measure to Protect Fisheries Resource

漁產品標章作為貿易措施在國際貿易法之研究

《育達科大學報》

第23期，民國99年6月，第173-210頁

Yu Da Academic Journal

Vol.23,June 2010,pp. 173-210

A Study on Eco-Labelling in Fisheries Products as Trade Measur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Yi Chou[＊]

Abstract

Fisheries products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products lacking eco-labels, which not only contravene the right to know of customers but also indirectly encourages inappropriate fishing methods. When a country advocates and promote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applies eco-labels to certain products to publicize and transmit significant messages, products with such eco-labels may enjoy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market,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may cause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when it comes to imports introduced to the domestic market.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eco-labels will become the obstruction to entering markets, first, we should identify if the leading role is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or supported by other public laws in that financial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from the government budget since the primary mission is to push the progress of a national task even though the executer is a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Second, we need to examine if such measure is applicable both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and if it meets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treatment and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conservation, life-cycle analysis and PPMs are both essential criteria for the acquirement of eco-lab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the standards for acquiring eco-labels must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set forth in the Annexes of TBT Agreement. The article of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labeling can be based on something other than on life cycle analysis as indicated in the TBT Agreement. Furthermore, not every labeling is based on PPMs and life cycle analysis does not necessarily cover PPMs. Fishing gears and practices each are a link of the process and each shall be adjusted to suit conditions. Therefore, fishing gears and practices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to affect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re not subject to the TBT Agreemen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xtent of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s are diverse between each country, imposing the PPM adopted by one nation on other countries might result in indiscreet protection measures that are not allowed by WTO. As the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acquirement of eco-labels merely reflect domestic values, there should b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co-label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treatment and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chances for foreign producers so that them could share the same status participating in the institution of standards for eco-labels and the award of eco-labels.

Keywords: By-catch, Eco-Labelling, Government-sponsored schemes, Most Favored Nation, National Treatment

漁產品標章作為貿易措施在國際貿易法之研究

周怡[＊]

摘要

魚是人類主要蛋白質的來源之一，撈捕之目的在獲得商業利益，任何捕魚行為都無法避免意外捕獲。不適當的漁具與漁法經常將意外捕獲的邊際效應，危及整個生態系統健全。漁產品一直被認為是缺乏標示的產品，除無法確保消費者知的權利，更間接鼓勵不適當捕魚的方式。只要不違反自由貿易的宗旨，進口國可利用貿易措施拒絕以不適當捕魚方法獲得之漁產品進入國境內，以降低不適當的捕魚方法損害整體生態的風險。當國家運用特定漁產品標章以宣達保育自然資源政策內容時，具有此標章的產品在市場可能具有相對優勢，若涉及外國相同產品進入國內市場之際，此標章可能構成非關稅障礙。標章是否構成市場進入的障礙，應先認定主導者是否受有國家財政支援或其他公法方式取得地位，因財政支援須以預算的方式為之，雖然預算之強度不如法律，但具有民主正當性，即便是執行者為民間組織，但主要任務是推動國家任務，應是國家行為。其次，再審究該標章有無國內外產品一體適用，以符合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蓋GATT/WTO是避免國家行為造成不必要之貿易障礙，不產生歧視之國家措施都是自由貿易所允許。

從資源保育的角度，保護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成效是取決於生產階段監督和管理方法，生命週期分析法和產品製造方法都是評估生產階段以取得標章的重要基準。但從貿易的角度，標章的取得標準必須符合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附件之規定，以影響產品最終性質為判斷，不宜割裂條文解釋標章可以擴及非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所提及之生命週期分析法，畢竟不是所有的標章都必使用產品製造方法為評估標準，生命週期分析法也不必然包含產品製造方法。因地制宜之漁具與漁法只是生命週期分析法其中一項環節，國際實踐認為漁法與漁具是不影響產品最終性質之方法，並非TBT協定所規範。因各國發展程度不同，法規也相異，如以標章的方式將把本國的生產方法強加於其他國家，可能導致輕率保護措施的非議。因為標章取得標準的制定往往只反映本國價值觀，取得標章的標準應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並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之下，提供機會給外國生產者與本國生產者地位相同，參與標章制定標準和授予程序，共同提昇技術水準。

關鍵字：意外捕獲、生態標章、政府贊助標章、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

壹、前言

鮪魚是人類主要的蛋白質消費產品，分佈於印度洋、太平洋中部與大西洋中部，屬於熱帶與亞熱帶大洋性迴游魚類。捕捉鮪魚的漁法主要有圍網，延繩釣與一本釣，海豚與鮪魚有共游現象，美國認為在圍網(purseseine nets)過程中，無鰓的海豚很容易因為驚嚇而受困網中，導致無法換氣而死亡，即便捕獲後放走，也容易成為掠食者的食物[1]。為避免意外死亡的情況加劇，美國要求輸入美國域內的鮪魚根據其國內法規定加入無害海豚標章（Dolphin Safe Label），此標章為自願性遵守的標章，目的在於確保海豚的數量不會因捕撈鮪魚的意外捕獲造成影響族群，但不禁止任何鮪魚產品（包含魚體）進入美國境內。

墨西哥認為此標章將使得該國以圍網方式所捕得的鮪魚無法進入美國市場。圍網捕魚雖有可能在撈捕的過程中捕獲海豚，但捕獲後將海豚放走是符合國際海豚養護協定（Agre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Dolphin Conservation, AIDCP）與美洲熱帶鮪魚公約管理委員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的標準。美國法之自願性標章雖不會造成市場的進入障礙，但該標章在市場有主導消費者選擇的能力[2]，沒有標章的產品可能不受進口商青睞，即便販售，民眾也可能不購買，使得該國出產的鮪魚及產品處於市場劣勢，造成實質上的銷售障礙。為取得相同產品之在與美國市場之競爭地位，墨西哥籍的漁船必須改變撈捕之方式，將增加不必要之技術障礙與市場進入障礙，便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稱：WTO）提出成立爭端解決小組，解決上述爭議[3]。

從1991年的美墨海豚案起[4]，墨西哥就曾主張標章屬於影響貿易競爭的措施[5]。兩國多次就相關海豚保育的方法進行磋商並簽署協議，美國也多次修改相關國內法令[6]。無害海豚標章以保護自然資源為由，結合貿易和資源保育的國家措施，屬生態標章（Eco Labelling）的一種，具有此標章的產品在市場可能具有相對優勢，若涉及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時，則可能構成非關稅障礙。墨西哥於本次案件挑戰主要有二：美國法規範的漁法顯然不屬於技術障礙協定的規範；自願性標章適用雖不具法律強制性，但有合法的表徵，將實際抵消開發中國家資源與廉價勞力的優勢，構成對開發中國家產品的壓力，違背公平貿易的精神。1991年美墨鮪魚案之爭端小組曾認為美國無害海豚的標章不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但要求他國接受本國的價值觀而改變國內政策或法律是違反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下稱：GATT）第20條（b）與（g）的規定。除前開爭議外，美國與加拿大，歐盟都曾為鮪魚撈捕作業的意外捕獲海豚問題發生爭端[7]。

自然資源為原始型態的交易商品，多次之鮪魚案突顯自然資源之利用應以滿足人類需求或著重生態系統回復能力的兩難困境。自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出平衡人類與自然資源的關係後，WTO轉變GATT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態度[8]，以緩和部分自然資源的消耗速度。自然資源是消費所用，任意發展的消費模式將對整體環境帶來危害，當代人滿足消費發展需要時，必須有利於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不應超過生態環境承載力的限制，國家可在管轄內就保育自然資源作任何措施。本文所稱漁產品是撈捕後尚未加工之魚體，討論著重於政府推行之自願性標章在WTO架構下的合法性，至於本案所涉及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與WTO的管轄衝突問題[9]，將另文討論，合先敘明。於下將從意外捕獲對於生態的影響開始討論，並討論標章在GATT/WTO的定位，接著討論在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的架構是否構成非關稅貿易障礙。

貳、意外捕獲對生態的影響[10]

創造經濟利益之漁業行為對海洋生態之影響，是國際社會關切的議題，特別是意外捕獲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影響。意外捕獲是指被捕獲的物種不是目標魚種，可能是海中的生物，也可能是追逐魚類的鳥類。漁具、漁法的選擇是造成意外捕獲的原因，圍網造成海豚、海龜和鯨魚在追捕食物時，受困於網中導致無法換氣而死亡；延繩釣造成海鳥誤食魚鉤而致命；大小通吃的底拖作業則嚴重摧殘海洋生態系。論者指出若能改變漁具與漁法，應可以減少對生態的衝擊[11]。

底拖網（tawl net）只適合用在海底是泥沙的海域[12]，對魚種缺少選擇性，易造成濫捕非目標魚種，即便此等魚種經濟價值不高，但在食物鏈上亦扮演重要餌料生物的作用，捕獲未達成熟階段的小魚會直接或間接地破壞當地生態。目前底拖網被定位為破壞性作業（destructive fishing practices），聯合國大會第59/25號決議建議應逐案（case by case）考慮、採取預防（Precautionary approach）或暫時性禁止措施，禁止公海底拖網在生態較脆弱之海域作業，並改善公海底拖網作業方式。鮪魚多以延繩釣（longline）或圍網方式捕捉，前者漁法通常會誤捉海鳥、後者會誤捕海龜與海豚類[13]。以延繩釣鮪魚時[14]，當漁船於投放釣餌後，餌尚未沉入水中之時，海鳥會伺機搶食魚餌而被鉤住，或者連鉤帶餌吞下後，被急速下沈的魚線拉到海面下淹死，這問題在南半球的信天翁（albatrosses）特別嚴重[15]。而圍網方式的捕魚是母船放下一艘帶著網的小船至海上，將目標魚群圍起來。當漁網完全關閉時，整個漁網就可拖起並將漁獲卸在船上，這種方式可能對其他物種，特別是造成鯊魚、海龜、鯨和海豚致命性傷害。

任何捕魚活動均無法避免意外捕獲，任何的捕魚方法多少對海洋生態系統產生負面影響，造成環境污染與其他難以量化的效應。漁民通常會保留具有經濟價值的副漁獲物，即使是偶發性的丟棄[16]，也會對稀少或瀕危品種帶來嚴重的威脅。丟棄較差的漁獲是經濟導向的作法，強制改變漁具漁法或嚴格實施配額逐步減少的措施，可能導致某些漁業的丟棄漁獲物增加[17]，漁民為了每航次獲取最大的利益，顯然利用最佳覓食理論決定決策，故意丟棄較小的目標魚種，空出漁艙以容納更多有價值的魚，越是接近航次的尾聲，丟棄較差漁獲的機會越高，也造成最嚴重的環境影響。

大部分的漁獲物在撈上船時前死亡，所以只有極少數在丟回海中時還能繼續存活，大量的蛋白質投入海洋可能間接造成生態系統的改變或是造成海底的局部缺氧而影響其他的物種的存活。大量丟棄的副漁獲物和和受傷生物，只能嘉惠腐食性物種，造成腐食性動物的大量增長[18]。況且針對性捕魚不僅造成目標魚種死亡率增加，改變該種群在生態系統中共生階層的相對重要性，如果目標魚種是生物鏈頂層，減少數量將造成由上而下的控制的機制失效，頂端的成熟魚種消失後，未成熟的魚種被迫提早成熟，導致體質無法抵抗疾病，使得在食物鏈的下層生物的取代頂端魚種的地位，混亂原有的生態系統。

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的意識提出後，世界各國紛紛尋求海洋資源危機的解決之道。國際社會避免意外捕獲的努力包含各國減少船隊與降低漁業補貼外[19]，同時藉由改良撈捕方法與技術減少意外捕獲的機率。如以深水下勾的方式減少海鳥誤食[20]，或裝設避鳥繩並配合夜間投餌，使用不同傳統J型鉤的圓鉤（circle hook）避免不慎吞鉤的受傷程度，利用海龜脫逃裝置（Turtle Excluder Devices，TEDs），聲波發射器等減少捕獲的裝置（Bycatch Reduction Device，BRD），這些設備有其功能上的效果，但是就整體族群的保育，卻如杯水車薪，目前意外捕獲造成物種數量的減少仍然高居不下[21]。

國際社會為減少意外捕獲的發生，除要求各國以可持續發展的態度進行負責任的漁業行為，有效的選擇選擇性漁具和方法以降低目標物種的浪費以及減低意外捕獲非目標物種。相關國際的文件中提及可利用貿易措施拒絕這類產品進入國境內[22]，以阻止不適當的捕魚方法[23]。撈捕後尚未加工之魚體是貿易的主要產品，各國可以貿易措施作為控管的國際貿易的流程達到資源保育的目的[24]，如判別原產地，確認有關漁獲是否以符合養護和管理的方式捕撈，以及收集捕撈資料評估有關魚種的可撈捕總量，目前已有國家與非政府組織推動認證計劃[25]，以標章標明撈捕過程已盡力減少意外捕獲副漁獲物機會。基於保護特定生物族群為目的之標章，可能增加原有產品貿易的必要程序，因此，國家在WTO架構下如何運用此種標章以達成最大滿足國際社會日益增長的生態需求，又不構成非關稅障礙，則有討論的空間。

參、標章作為減少意外捕獲的手段

漁業資源之撈捕目的在貿易，若從消費者端來提供誘因，藉由市場機制促使漁業生產者改變生產或捕撈方式，或者減少非法捕魚的現象應是有力的解決方案[26]，國家運用標章認證作為資源保育的手段，促使供給者實施積極性保護資源的貿易措施已是常態[27]，以標章認證制度確保政府管理成效與民眾知的權利，藉由提高消費者的選擇意願，提供漁業資源保育正面助力，達成可持續利用海洋漁業資源之目標[28]。

一、漁產品標章是生態標章的一種

（一）定義

生態標章是將產品在生產製造、使用與棄置的過程中所涉及的複雜性的科學訊息，透過文字或圖形提供給消費者，制度成效是取決於消費者的接受度[29]。漁產品一直被認為是缺乏標示的產品，標示內容包括產地來源、品質及生產或撈捕方式。標示不明不僅是政府漁業管理功能失靈，也造成政府與消費者的經濟損失[30]。欠缺標示使得消費者無法具備足夠的資訊表達對漁業管理制度的支持，甚至於只能依照價格來判斷漁產品的品質與新鮮程度。另外，許多海鮮食用者多半不知道如何分辨不同種類的魚，魚販當然樂於「爛魚充數」，利用不對等的資訊獲取利益[31]。如真鱈（cod）即大西洋鱈魚（Atlantic cod, Gadus morhua）與鰆科的棘鱗蛇鯖或薔薇帶鰆（Ruvettus pretiosus）均可稱油魚（oilfish, escolar, rudderfish, rudder cod, snake mackerel ）[32]，兩種不同的魚切成魚排片後，通常難以分辨。鰆科的魚種有消化不易的蠟酯（wax esther）[33]，英國禁止帶鰆科稱為海鱸或鱸魚，以免造成誤食。澳洲認為是誘發痢疾的原因之一，日本與義大利禁止買賣。香港地區消費者購買大西洋鱈魚時，因印尼出口商將薔薇帶鰆標示為大西洋鱈魚，使部分消費者誤為真鱈，造成食用後不適；甚至將河豚（puffer fish）標為鮟嵻魚（monkfish）導致購買者食物中毒，造成食用者的健康問題[34]。

因此有倡議建立漁產品標章制度確保政府管理成效與民眾知的權利，透過資訊的分享與自願遵守的方式引導消費者購買的意願[35]。如標明養殖的圈養地，野生種的棲息地，以手釣或圍網的方式取得等，不僅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也可瞭解棲息地是否受到工業污染。蓋消費者是產業蓬勃的主要推手，引進漁產品標章制度使消費者在資訊充足的情況，購買對生態衝擊較低的產品，同時創造市場基礎的經濟誘因；鼓勵供給者生產確保生態系統完整的產品，積極實施積極性保護資源的措施[36]，減少過漁（overfishing）達到追求可持續利用海洋漁業資源之目標[37]。有認為立法強迫標示出正確名稱可能造成間接影響以漁民生計之反效果，然促進公共認知宣導活動只要規劃得當，也是解決過度捕漁，減緩某些魚種商業絕種的命運之的方法[38]。

（二）常見種類

目前並無統一性公約規範漁產品標章的方式與內容，且漁產品與農產品標章是在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ISO 14020系列的分類之外[39]，各國實踐也不一致。除美國的無害海豚標章，類似者還有The Flipper Seal of Approval Dolphin Safe Label；Dolphin Safe Tuna Label；GreenseasTuna cans；Dolfijn Vriendelijk Gevangen；Dolphin Friendly標章等。根據表示之內容，目前國際社會使用於魚產品的標章可歸納為下列幾種。

1、魚種與來源標章

魚種與來源標章（Label for Origin and Species）不同於原產地規則協定（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之產地證明（Markof Origin）。產地證明是政府為確定產品的「國籍」，基於實際的科學資料所執行官方措施[40]。魚種與來源標章是由特定的產業或民間組織所推行，表示魚的物種與來源，目的為獲得市場競爭優勢。學者認為是民間組織獨立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可追蹤魚源以杜絕非法捕撈的魚獲，以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並確保與國際貿易有關的產品是符合養護和管理規則，填補欠缺判斷可持續捕魚之國際多邊協定的空間[41]。

2、有機海鮮食品標章

由於魚類提供人類主要野生蛋白質的來源，業者以有機海鮮食品（Organic Seafood Labels）的方式以打入市場。根據我國有機農業管理作業要點第二條，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第三條，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有機標章運用於農產品，著重在生產、加工及行銷過程控管，不允許使用有害人體或其他合成化學物質。美國官方的有機之條件則包含原活產地、飼料配給量、健康照護、地理條件等，主要在防止所使用的餌料混入對人體有害的禁用物質[42]。目前有機海鮮標章取得的標準不一，美國國內輿論之爭論在是否應將有機標章範圍包含到水產品，以及授予與管理層次提高到聯邦政府[43]，而我國之農委會目前正在擬定整合相關授予有機農、漁產品的檢測標準與認證標章之規範[44]。

3、綜合性標章

綜合性標章表明有關養殖或野生，且供人食用魚種的撈捕作業、生產及管理標準。目前以民間團體發起與使用居多，如美國責任漁業協會和全球水產養殖聯盟聯合標章，此聯合標章是美國責任漁業協會（Responsible Fisheries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RFS）和全球水產養殖聯盟（Global Aquaculture Alliance, GAA）所提倡之聯合標章[45]。另通行西方國家的藍白標章是由海洋管理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所提倡[46]，標章內容有魚種與來源地，野生或養殖。以產品供應鍊提供誘因強化生產者以有效利用海洋資源，確保全球魚類存量的可持續性及維護海洋生物系統的完整，並倡導負責任的漁法以提供最佳環境選擇的漁產品。

本文認為前述的民間推動的標章之共同目的都在取得市場之優勢。有如產銷履歷（Traceability Certification），即告知消費者產品的生產管理過程，可以透過追蹤產品生產銷售相關流程，了解在各製程環節的重要資訊，不是取代WTO的相關規定，而是藉由認證區隔表現良窳的業者，給予適當的激勵以表彰其致力於優良管理，激勵投入更多心力改善現狀，如改善漁具、漁法，減少副漁獲物或採取禁漁期等可助於生態恢復的方式。學者認為除提供解決貿易過程中複雜的通關認證程序外，亦能補足部分WTO原產地規則之漏洞，大幅改進漁產品貿易的問題[47]。因某些國家利用最終產品性質改變的標準，將別處捕獲的魚運往他處加工，爭取特殊的貿易優惠。如在菲律賓漁船將南太平洋海域捕獲的鮪魚送往日本築地市場加工為生魚片禮盒，此禮盒原產地是日本，成為日本產品；或日本漁船在秘魯外海捕獲的鯡魚，在墨西哥加工包裝成罐頭，最後的實質性改變是墨西哥，可以進入同為NAFTA的加拿大市場。尤有甚者，權宜船主將非法捕獲的漁貨以轉運的方式，披上合法外衣進入已被拒絕的市場[48]，識別捕獲地點之標章可消除前述的不當捕撈方式。但FAO的漁業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Fisheries；COFI）認為產地證明比產銷履歷更能配合與延續COFI 目前現行各項計畫，建議開發中國家應積極參與採用產地證明制度，避免發生漁產品在進入已開發國家市場受到歧視現象[49]。

目前已有考慮對漁產品採用魚種與來源標章，以確保民眾食的安全與減少非法撈捕[50]。如歐盟反非法、不受規制與未報告漁業撈捕法[51]（IUU Regulation, Council Regulation (EC) 1005/2008）提供對進入歐盟的漁獲物進行溯源、認證之法源。將檢查和追溯產品原產地的範圍擴大延伸至加工水產品並增加檢查內容，包括進出口水產品溯源認證措施。除淡水魚、觀賞魚和部分養殖品種，出口到歐盟地區的水產品必須檢查其合法性，出口者應提交原料魚供應者出具之證明或經原料魚供應國認可的合法性證明文件。不具證明之產品視為IUU捕撈產品。如果第三國購買IUU捕撈產品，歐盟則將其列入不合作國家名單，名單上之國籍漁船將禁止在歐盟港口停靠，該國的水產品也禁止在歐盟地區銷售。已有認為此法規將成為新的貿易障礙[52]。

二、國際貿易法的分類

前述於漁產品標章多為民間組織推動。但政府不直接涉入的事務並不代表政府對該領域毫不關心，事件雖屬私法範疇，但涉及多重公益保護時，政府可選擇多樣性的行政手段，以行政私法的作用沖淡主管部門以高權的規制色彩，如利用行政委託或所掌控的基金會以市場導向的方法，推動希望達到的標準，調和貿易與環保衝突[53]，並有效積極管理單一產品或整個市場。聯合國官方研究報告討論標章是否成為國際貿易之不必要障礙時，是由政府主導之強制性標章、政府贊助之自願性標章及民間標章三類為基礎[54]。於下先簡略介紹前述三種標章的內容，再從實質支配者角度討論標章是否構成不必要之貿易障礙[55]。

（一）、政府主導之強制性標章（mandatory, government-sponsored schemes）

此標章為政府立法規定，使用於特定產品，傳達警告或中性的訊息給消費者，如產品含有對環境有害的物質或告知消費者關注的內容[56]。目前多以工業產品與基因改造食品為主要實踐，如：冷凍設備使用的冷媒是否有害環境[57]，產品成分是否含有多氯聯苯[58]，或是否含有基因改造的成分[59]，以告知消費者訊息的方式，間接鼓勵製造商採取更精密卻無害的技術製造更優良的產品。消費者不會因標章提供的信息立即決定購買的意向，但未來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二）、政府贊助之自願性標章（voluntary, government-sponsored schemes）

始創於德國的藍天使（Blue Angel）自願性標章是政府贊助，民間推動之代表[60]，相同方式還有歐盟的E之花等標章[61]。通常政府以非強制作為鼓勵製造商改良技術，生產對環境衝擊小之商品，雖然廠商取得標章認證將使得產品成本增加而減低參與意願，但政府會基於共同配合減少環境污染之目的，公開鼓勵消費者支付稍高的成本購買有議環保的產品[62]。本案涉及的無害海豚標章即是此種標章。由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漁業署（NOAA's Fisheries Service）依據保護海豚訊息法、無害海豚標章準則、大型圍網漁船於東熱帶太平洋捕撈鮪魚之無害海豚標章準則所建立[63]，由商務部管理訊息網站[64]，任務在推廣無害海豚的鮪魚漁法，提供消費者、製造商、進出口業者和批發商相關漁撈及法規相關訊息。

（三）、民間標章（non-governmental schemes）

由民間業者自行使用的標章為自發的商業自律行為。又可分為自行宣告與經獨立第三者驗證後宣告[65]。

1、自行宣告

由生產商、銷售者或特定團體基於行銷目的所使用的標章，如可回收材料製成，可生物分解等。自行宣告之標章的共同點是販售者因標章直接受益，即便是採取與政府相關的程序，認定標準與認證透明度，仍無法改變其由民間管理運作的特質，屬於商業廣告行為[66]。消費者通常對此種標章持懷疑態度，認為認證過程若沒有基於客觀的科學標準流程，如何具備公信力[67]？導致一些製造商訴諸獨立的第三方驗證後宣告以加強信譽。

2、獨立第三者驗證後宣告

相對於自行宣告型的標章，獨立第三者認證通常運用於評估特殊性質之產品。如美國境內通行的Green Seal[68]。目前用於漁產品的標章有EarthTrust認證The Flipper Seal of Approval dolphin safe label[69]，Earth Island Institute認證Dolphin Safe Tuna Label與GreenseasTuna Cans[70]，Dolfijn Vriendelijk Gevangen[71]，與Dolphin Friendly[72]。此種標章的聲請程序類似前者由政府資助的自願性標章，再根據事先獨立機構所選定的標準和生命週期分析法決定標章取得標準。由於其相對獨立性和公正性，第三方認證的結果當然較自行宣告更具公信，但仍有欠缺政府主管機關監督與申訴管道欠缺等問題有待克服[73]。

肆、標章在國際貿易的問題

沒有任何管制的貿易自由勢必造成經濟發展的無限傷害，各國政府對於貿易自由與國家管制手段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由各國政府對於市場的開放程度決定管制措施對貿易自由之壓抑。各種貿易措施都是國家依法將行政權力的延伸，國家高權作用的力度將影響貿易障礙的強弱。傳統的限制貿易措施，如高關稅，數量管制等措施不合於GATT/WTO體制，也不利於解決資源耗竭問題，21世紀宣言（Agenda 21）與責任漁業行為規範提供漁產品標章具有軟法性質，認為標章對於海洋資源保育之正面助力，可能是解決資源耗竭問題的最佳手段，國家可根據國情需要，將國際共識的精神轉化為國內立法，但相關細節的事項必須受限於國際貿易的相關協定，自不待言。

一、GATT時期

有認為標章在世界各地受歡迎程度可能會帶來一種新的貿易障礙。雖然標章目的都在提供消費者相關之資訊，如果消費者因標章的關係挑選較其他產品，對於技術水平較低的產品則構成事實上的歧視（de facto discrimination）[74]，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下稱： TBT）施行後，國家以法規達到政策目的之際，法規內容必須對貿易構成最小限制，若取得認證的支出費用構成隱性障礙，不合於此等技術的產品必須調整技術以利出口，此舉是強迫其它地區接受不同價值觀的措施，即便是自發性商業行為都不可違反國際貿易歧視外國產品的意旨。不過，通說認為GATT/WTO所處理者為國家措施是否造成貿易不必要的法律障礙（de jure discrimination）[75]，民間商業行為造成的障礙並不是處理的對象。亦即傳統的角度解讀自願性標章是民間的商業自發行為，無論是否有第三獨立者認證，仍沒有改變商業促銷行為的本質，非GATT/WTO所規範的政府行為造成的貿易障礙。於下將討論GATT時期出現的政府主導之標章與政府贊助之自願性標章在國際貿易的問題。

（一）政府立法之強制性標章

1、政府立法，強制適用之標章

政府主導之強制適用標章，首見於奧地利之熱帶林木標章。該國國會於1992年6月為落實國際林業組織（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 , ITTO）的森林可持續發展原則，通過熱帶林木標章法（Tropical Timber Labeling Law ），規定任何進口的熱帶林木都必須取得以可持續生產的方式的標章方能進口。使用不具此標章之產品視為應處以行政罰之非法行為。此舉招致東南亞國協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抗議奧地利的舉動具有不公平貿易歧視，是非關稅貿易障礙。馬來西亞向貿易技術障礙委員會提出正式的抗議，指稱該奧地利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木材生產商和出口商，藉由國內法鼓勵消費者棄熱帶木材轉為購買溫帶木材所製造的產品。法規形式非歧視，但在適用的過程中顯示隱含限制交易熱帶木材與產品之動機，此舉違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是種真正的歧視（a form of de facto discrimination）。奧地利解釋該法的立法目的是促進環保，且不具有任何限制特定產品的意圖，事後奧地利顧慮東協國家的貿易實力而修改本身的法令，而爭端解決小組最後也未做出判決[76]。

政府主導之強制性標章是政府主管事務，如果外國生產商不遵守這類強制性標章所涉及的事務，進口國政府可以拒絕產品進口。進口國的措施除實現該國貿易政策，還可保護與維持國內產業的技術水平。可從依據之法規、申請程序是否必須依據該國之行政程序或相同的公法程序為判斷是否為強制性標章[77]。學者認為本案指出：即便是立意良善的法規，在GATT時期仍是以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檢視政府主導之強制性生態標章的合法性。奧地利的法令之所以被質疑違背前述二原則，主要是法令內容規定熱帶木材和它的產品需標記，溫帶森林的國家進口的同類產品不需標記，直接限制同類木材產品的競爭。並認為本案點出所有基於產品特質所規定的強制性標章必然抵觸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只要標章一體適用國內外產品，且不區分同類產品，就符合此二原則，即政府主導之強制適用標章不涉及特定進口商或製造方法不涉及改變產品特性，不一定會違反GATT第3條，根本來說，只要規避掉政府主導的強制色彩，根本無須討論不歧視原則[78]。

2、政府立法，自願性適用之標章

GATT時期另一個著名案例為美墨鮪魚案（下稱：Tuna / Dolphin 1），本案無害海豚標章與2009年3月墨西哥提交爭端小組之涉及標章相同。Tuna / Dolphin 1主要爭點在於墨西哥在1991年認為美國的兩項國內法令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 MMPA）與保護海豚訊息法（Dolphin Protection Consumer Information Act, DPCIA）造成貿易不必要之障礙。保護海豚訊息法美其名是保護海豚，但與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及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ESA）與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結合後[79]，對進口商形成事實上強制適用的壓力[80]。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美國國內法規，違反GATT第20條（b）、（g）項。保護海豚訊息法要求進口至美國的鮪魚必須具備無害海豚標示的要求未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因為該法規定不論原籍國為何，完全不區分特定進口商，是適用在所有在美國銷售的鮪魚及其產品。換言之，保護海豚訊息法的相關內容符合最惠國待遇原則，無須討論該標章是由政府主導或由民間所推動。由於GATT認定同類產品的標準是以產品最終性質是否改變為準則，圍網或其他漁法捕捉到的鮪魚都未改變性質，並不合GATT第3條4項規定[81]。

同樣的標章也引發美國與歐共體的爭議（下稱：Tuna / Dolphin 2）。本案爭端解決小組不考慮出口地的國家政策與實務，純比較國內產品與進口的相關產品是否受有歧視[82]，贊同Tuna / Dolphin 1所指出之法無域外效力的見解，認為GATT第3條4項是規定最終產品性質改變，任何與產品最終性質改變無關的方法，都不是該條項所規範的對象，漁法不影響最終性質改變，以漁法為內容之標章當然不是GATT規範的對象。無論是基於保護人類或可耗竭的自然資源之目的，既然美國的兩項法令都無法證明保育海豚成效，可見這樣的方法尚有取代性，且不符合貿易措施是應採取最小限制的要求[83]。

若基於GATT所處理者為國家措施是否造成貿易不必要的「法律障礙」之意旨，Tuna / Dolphin 1之判決未討論標章標章產生的事實效力是否造成不必要的貿易障礙[84]，這樣的結論並不意外。不過學者認為墨西哥未積極挑戰此標章是否強制適用是主因[85]，造成爭端解決小組未深入判斷自願性標章的合法性，未直接討論漁法是否為TBT的規範對象，未區分非關產品製造方法對於產品最終性質的影響[86]。結果導致爭端解決小組在本案建立的基本立場為GATT是規範政府之行為造成不必要的貿易障礙，未明確指出標章應以產品製造方法或非關產品製造方法為主要區分內容，政府主導成為判斷產品性質的要件，遺留模糊的貿易保護空間[87]。第二案則延續前述觀點認為國家可合理使用貿易措施保護領域內的資源，但以抽象的法規限制或以國對國（nationbynation）核發進口許可證都是以國內法規政策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違反自由貿易原則；且另以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有關海豚與海龜保育的措施的規定是武斷且未公平的對待其他國家，因墨西哥捕撈鮪魚作業是在美國海域之外的地區，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美國的這項法令，如同是將其自己的國內法規和價值觀企圖強壓世界其它地區都要接受。

（二）GATT時期的國際實踐的影響

從奧地利的熱帶林木標章法案可知，自然資源只要有益全體人類，就竭盡所能的運用，任何立意良善之國家措施只要不符合最小限制之檢驗標準，都可能被視為違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兩案也是順著這樣的模式認為在國際法的框架下，任何國家都不可以要求他國採取與本國相同的作為[88]，自願性適用之標章不是GATT規範的對象[89]，不以產品製造方法審查國家行為，而是直接以不歧視與國民待遇原則審查行為依據之法規是否歧視他國產品，個案審查符合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後，該措施就可例外於自由貿易，成為國家的特殊措施[90]。無法論斷是否造成歧視後，不討論該法規對於資源保育必要性[91]，引用例外條款為依據，建立強迫他國接受本國之保育價值觀是造成貿易自由的障礙論據。

有論者認為判決以「即使是生產方式危害環境，國家也不能阻止進口對環境有害的產品」之論述是種奇怪的錯誤[92]，似乎隱含肯定標章的合理性。有學者綜合海豚兩案觀點直接點出無論是否改變產品最終性質與是否強制適用，包含民間自行運用的任何標章都是在GATT第3條的規範。在GATT20條的檢視下，又無其他國際條約提供作為依據前，國家以強制性立法限制產品消費以保護可耗竭的自然資源或保護國家市場的作為是違反20條（G）項。同理，即便以無關產品製造方法為授予基礎的標章，屬於單方國家措施壓迫他國改變作為或政策的方式，違反GATT的相關原則[93]。

從當時對海洋生態承載力的看法是停留在個別族群的最大可捕獲量的基礎，對於生態系生物依存關係並無著墨[94]，當可瞭解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在沒有特定條約賦予義務時，國家利用單方國內措施平衡生態系，保護環境與資源的安全的作為只限於國內，因法無域外效力原則，不能一併要求其他國家採取相同的作為，這樣的結論也再陷入自由貿易至上與國家保育政策需求之兩難[95]。任何國家都有權保護國內的自然資源，只要是國家立法的標章都必須通過最惠國與國民待遇原則的檢驗。強制性標章需求標準的內容都是與產品有關的製造方法，只要沒有納入法規規定，都是與產品無關的製造方法，不是GATT規範對象。的確從GATT 20條例外條款的擬定過程認為任何國家措施只能適用於管轄範圍內，不能以貿易措施企圖影響他國的政策與法律，或強迫推銷本國法規要求其它國家都要接受本國價值觀[96]。

國際實踐在小蝦與海龜案仍秉持此前述見解[97]，爭端解決小組認為WTO協定前言以及聯合國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均認為由貿易提升經濟發展，追求全球資源之有效利用，重視環境保護及保育，考量各別國家或區域之特定需求及不同之經濟發展程度，透過國際合作協助低度或開發中國家等觀點。保育措施應將特定區域之環境、社會及經濟現況納入考量，並透過國際合作達成保育目標。有關保育目標之達成除可透過國際合作外，尚可透過國際協定之諮商與簽署，建立適當之技術標準，而不應單方面要求對方國採行相同之環境政策與環保技術。若允許會員國與其他會員國，就要求其他會員國採行與之相同之政策或技術方法進行諮商，其結果將使各會員國境內對應採行之政策或技術無所適從，進而危及多邊貿易體制之安全性與可預期性。小組並未忽視國際環保公約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相反地，小組強調該等公約主張應重視各國特定之環境、社會及經濟面之發展，給予低度或開發中國家特別考量，以及在尋求採行單方措施前應透過國際合作建立國際標準。

因此，除非國家的措施是基於履行條約義務，否則都有可能在這樣的推論過程視為可能危及多邊貿易體制的舉動。在國際條約確立各項標準之前，只能依循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及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所提及的國際標準，或應儘早就相關利益國家彼此諮商保育措施的執行方式。然而，國家以非關產品生產方式控制在不合本國標準之外國產品在國內消費的市場的地位，從貨品認證標章的方式（shipmentbyshipment certification）似乎未是GATT時期未討論的重點。這樣的未解的空間是否在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施行後獲得以解決？

二、WTO時期

承襲GATT時期的觀點，民間推動之自願性標章為商業行為並不在規範之內。除非是履行條約義務的國家立法推行的強制性標章，此強制性標章方是GATT原則所規範，應符合GATT/WTO協定要求的通知與透明度與相容於TBT規範之國際標準，蓋國內法規不適用國際標準，採用國必須說明其他標準是更恰當或具有更好效率。然根據GATT時期國際實踐的影響，為避免說明不同標準內容引發他國不必要的挑戰，在WTO時期，非強制適用之標章便應運而生。以下將討論國家以市場導向的手法，以更為隱蔽的措施管理間接規制外國產品避免直接抵觸GATT/WTO的原則[98]。

（一）政府贊助，民間推動自願性標章是否構成不必要的貿易障礙

有論者直接否定政府贊助，民間推動自願性標章屬於GATT/WTO架構所規範。認為商品是否具備標章並沒有直接對市場造成衝擊，因為消費者才是最終的決定者，無法取得市場優勢並不是政府所造成，且此觀點受到貿易技術障礙委員會的接納[99]。另有從WTO倡導之自由貿易有助於實現環境資源的最優配置，且保證生產活動能按照最有效的方式進行，自由貿易不僅有助於克服一個國家此前面臨的資源對經濟增長潛力的限制，還有助於增加有利於環境的產品、服務和技術的交換。畢竟從條約義務履行的觀點，自由貿易不能受到任何不當的干預，不僅是政府行為必須受到最小限制公式檢驗，成員國領域內的任何有造成貿易不當障礙的行為都必須受到檢驗，透過政府立法且政府執行的強制性標章是由國家主導的高權作用，無論是否涉及產品製造方法與過程，均因國家頒佈法規的表徵而成為TBT協定規範的對象[100]。國家加入條約後，應採取所有手段確保條約義務的履行[101]，即便干預完全民間自發所為之標章以符合條約的內容會招致不必要的衝突，政府都應戮力而為，更何況由政府贊助的規章[102]。畢竟WTO要求成員的行為應避免不必要的模糊性，且具有可預測之透明度是成員的首要義務之一，目前未有司法實務正面加以否定，考量標章所造成的事實影響力仍然造成市場進入的阻礙，有必要納入WTO之內，以TBT協定所規範[103]。

前述第一說之論點合乎傳統解釋GATT/WTO關於政府行為的認定，但可能忽略現代國家行為的多樣化與隱蔽性，蓋國家可利用各種合法行為隱藏或偽裝以製造進入市場之障礙；而第二說之不容承認任何有害自由貿易的行為存在的說法，不僅抵觸WTO前言所稱之合理運用的觀點，也加重壓抑國家主權在國內法之作用。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經濟活動的增加會導致資源耗竭，在當前各國環境標準不同的情況下，自由貿易賦予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以競爭優勢，出現污染庇護站和各國競相降低標準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從而對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雖然國家履行條約義務是責無旁貸，但也沒必要任意擴大解釋到國內領域內任何行為都必須符合條約，畢竟國家有權斟酌國內實際狀況以合理調整國內各種措施應應予履行條約的義務[104]，故政府贊助之自願性標章不應逕自從貿易自由的立場就認為是TBT協定所規範。

聯合國官方報告與學者指出GATT與WTO所欲處理為政府之行為造成市場進入之障礙，故應從主導者著手判斷此等新型態措施是否構成貿易障礙[105]。誠如前述，政府不以立法的強勢作為，或憂慮立法執行未見成效引發的民怨，若政府不以明確的高權作為，改以基金會或民間組織推動國家政策，亦可間接的達到政策實現之效果。由於政府參與介入的過程使得程序透明性大為提高，也促使有標章的商品較同類產品具有標準的一致性的優點，而對消費者有一定的影響[106]。傳統見解認為民間組織受國家補助，仍未改變本質屬私法規範之私經濟行為的見解，可能製造國家實質干預市場運作，形成不必要的貿易障礙。

本文認為目前的國際認定政府介入的實踐結果，可從貼補與平衡措施協定第一條所示[107]，由政府財政支援認定政府介入的程度。歐盟晶片案解釋前揭條文認為[108]，直接透過財政支援私人組織或透過基金會、稅收優惠以及財務協助，甚至政府的收購，都算是政府介入的態樣。亦即政府行為並不以明文立法為要，蓋前述的財政整補助都必須有國家預算，預算屬廣義的政府高權行為，國家為了不同行政目的及各種的經濟政策，可以給予私人企業一定的財產價值之利益，稱為行政補助或經濟補助，此等行為雖不至要求國會立法之明文[109]，但至少應有預算之依據。預算具有執行期限之「年度性」，基於政府廣泛實施政策之目標，並非一切施政計畫均能一年內完成，此種持續方式具有強制效力，因此屬於政府之行為。以行政委託或行政契約之方式[110]，委由民間團體執行認證過程，也應該做同的看待，此兩種作為都是國家依法所為法律行為，若有政府成員擔任職位，宜認定為國家高權之象徵。蓋個人受政府委託進入組織的目的在推行國家政策，難有個人獨立自主意志，縱然無法左右最終決定，仍不失有政府介入之色彩。

或從軟木塞案[111]、加拿大航空器補助案[112]，認為政府採用事實行為影響整個市場的導向，使得特定行業龍頭獲得較佳的競爭優勢，這種主導市場的趨向之行為也是政府行為。本文對於政府刻意主導以取得市場優勢，作為檢視標章構成市場競爭障礙之標準，表示存疑，蓋前述案件認為政府的事實行為是讓特定產業者獲得商業經營優勢，但標章之目的為保護民眾知的權利，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二者目的顯有差異，不宜用相同的標準解釋。干預市場的一方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若受到他國挑戰時，採用國必須證明採用非傳統的貿易措施介入的原因是出現市場失靈、資訊不完善或不對稱的經濟地位，且證明該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其作為不會導致新的貿易問題。因政府介入的色彩濃厚，取得標章之具備要件應具透明度，應公開資訊披露的方式讓外國製造者得預先瞭解[113]。雖然透明度( Transparency )原則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與貿易有關的問題，但將有助於生產國評估對於本國貿易之潛在的問題，助於減少採用特殊標章所產生的不利影響。透明度原則目的在於保證貿易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具體的運用不僅是提前公布之某些可能影響市場進入的信息[114]，且包括政府以使用國際標準化機構制定準則，給予其他國家合理時間以對其公布的標準提出書面意見、並與之討論與考慮討論結果，或相互承認解決標準之間的歧見等，以鼓勵當地出口企業使用更高標準的技術。

（二）生命週期分析法是否為TBT協定規範

TBT協定目的是減少繁瑣與低效能的風險，增加交易的安全性與結果的可預期性，但技術法規不能產生不當的限制作用，造成進入市場的障礙。TBT協定對技術障礙提出[115]：是否應強制性適用該技術法規[116]；產品製造方法是否影響產品的最終性能，判斷政府作為不必要的貿易障礙的觀點。產品性質改變與產品製造方法可區分為產品有關的生產方法（product related product process methods，下稱：PPMs）；與產品性能無關的生產方法（non-product related product process methods，下稱：NPR-PPMs）。前者指製造方式或過程會改變產品的特性，以致於使用產品時產品本身會汙染環境。後者為製程及生產方法本身便對環境有害，例如製造過程中天然資源的擷取與採掘。這些與生產製造本身無直接關係的外部事物並不會影響產品特性。

從前述鮪魚二案可知，NPR-PPMs並未納入GATT的規範之中，在TBT協定生效後，1996年起貿易技術障礙委員會就此問題的討論集中在是否將以LCA為主要內容之NPR-PPMs納入TBT協定規範，避免開發國家以資源保護為名，偽裝實為歧視之作為[117]。目前多數與自然資源有關的標章都以生命週期分析（Life Circle Analysis，下稱：LCA）為主要方式。採用矩陣標明產品的不同生命階段的環境影響，考慮產品製造的每一個階段：生產、加工、使用與廢棄，也包含取得方式相關的準則。漁產品標章的準則通常以生命週期分析為依據，主要是根據與產品性能無關的準則為評估內容，包括設備種類、混獲的程度、對海洋棲息地所造成的衝擊、管理系統及是否以種群健全為內容，然後針對每一環節之影響來制定標準。所考慮的是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範圍超過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內容甚至比一般國際PPMs標準更為嚴格。

NPR-PPMs是否納入TBT協定的討論，主要出於TBT協定附件1的1條2項的排列方式可以得出兩種解釋結果，一是第一句提供定義提技術法規與標準是應用於相關的流程和生產方法，後段則是侷限標章必須是呈現相關的流程和生產方法。另一種解釋則是認為獨立解釋後段的第二句，認為在特定的標章之技術法規與標準是包括NPR-PPMs。於是有論點從資源保育的觀點，NPR-PPMs更應受WTO所規範。且TBT協定附件的相關文字已將NPR-PPMs納為GATT/WTO的規範對象[118]，國內以PPMs為規定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從自然資源保護的觀點，以PPM為主的區分法會造成資源保育的漏洞。仰賴非生產階段的管理方式經營漁業資源的永續使用更是重要，特別是以NPR-PPMs的相關的規章、基準控管個人消費決策所帶來的環境衝擊。畢竟開發中國家取得漁業資源的技術方法經常對環境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害，如果能藉由非強制性手法將生態損傷較低的NPR-PPMs推展到開發中國家，讓生產者之間以有效率的方式利用自然資源，必然提高自然資源的保育效果[119]。

前述的說法便是單獨解釋將後段文句認為標章是將非關產品製造方法納入TBT規範。以趨善的動機提高自然資源保育的成效，無須政府干預，也會形成共識，不僅認為NPR-PPMs是TBT協定所規範，也認為任何單以產業主導的國際性自願標章，就可發揮國際標準的事實上效應[120]。但管見以為前述見解可能無法避免從GATT時期以來強迫改變國外供應商技術的選擇，或藉由勞工標準與人權為由抵制商品等訾議，在無國際公約的整合下，保護自然資源的必要性，目前僅適用於其國內的生態條件，不適用於其他國家[121]。進步言之，前述說法有誤之處在於解釋的邏輯，其認為標章是TBT協定所規範，取得標章的標準包含LCA，而LCA是NPR-PPMs的代表，所以TBT協定也包含NPR-PPMs。但不是所有的標章都必使用產品製造方法為評估標準，生命週期分析法也不必然包含產品製造方法。

學者指出透過解釋自願性標章將NPR-PPMs包含在TBT協定中乃錯誤的作法。蓋條文的解釋的方法應該如下，附件一第一條第一段說明適用於產品，工藝或生產方法是有關的工藝和生產方法，第二句是依據前段的敘述明確定義標章，而不是擴大其解釋範圍[122]。若從制訂過程解釋更加明瞭NPR-PPMs未被納入規範。從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一直有所討論TBT協定是否應將非關產品製造方法納入，觀察條約內容討論過程，當時的與會國家是有意將NPR-PPMs納入[123]，但就東京回合後的文本呈現為強制性技術法規與非強制性標準的分述型態，可知不採納NPR-PPMs為TBT所規範的對象，原因在於生產過程和方法涉及到產品的生產過程和加工方法，納入技術法規和標準的規範中，無疑是擴大管轄直接衝擊國外生產者，國外生產者必須按進口國產業的生產過程和方法製造產品以便進口，產生技術法規和標準與貿易的衝突。

東京回合後之TBT協定2條8項規定「凡適用時，各成員須盡可能按產品的性能要求，而不是按設計或描述特性來規範技術法規。」，更能瞭解TBT協定所規定的PPMs僅限於與產品性能有關的PPMs。亦即某國生產的某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的PPMs，但它並不影響最終產品本身的性能，便不能作為貿易限制的理由。且貿易技術障礙委員會的結論都認為非關產品性能的製造方法並非WTO所規範[124]。而良好作業規範（Code of Good Practice）與爭端解決小組就同類產品的解釋是以物理的特徵（physical characteristics）是否改變為判斷依據，加工或生產方法影響產品物理特性，此加工或生產方法為產品有關的製造過程是TBT協議所規範，更可證明標章所表達的內容是有關產品製造的相關訊息。如果以標章的方式納入將NPR-PPMs就成為TBT的規範，良好作業規範的存在可能無多大意義。簡言之，解釋該條不應將前後二段分別論之， NPR-PPMs並未被包含在TBT協定內。

（三）將漁法解釋為TBT協定規範之強制性標準的可行性

美國國內法規定禁止以圍網方式捕撈鮪魚[125]，引起貿易爭端後，美洲熱帶鮪魚公約的會員簽署La Jolla協議與巴拿馬宣言，目的是協商禁運措施，並確定降低海豚死亡率為今後首要目標，但環保團體的立場認為減少海豚死亡率的根本作法就是限制漁法[126]。海龜案的爭點也涉及漁法的選擇，即運用海龜脫逃器（Turtle Excluder Device, TBD）[127]，上訴組秉持前述兩個鮪魚案的見解，表明TBD是NPR-PPMs，撈捕過程是否使用TBD與放海龜並不影響海蝦這一產品本身的最終特性，最終結論仍秉持漁法不影響產品最終性質，並非前述的產品製造技術[128]。此三案並未討論標準化取得自然資源的方法後是否為TBT協定規範。近日歐盟禁止海豹產品進口禁令（尚未生效）中規範取得自然資源的方法可能涉及TBT協定的規範[129]，因此不涉及物理特性改變之自然資源取得技法是否是TBT協議規範，可能又發生爭論。

或可認為撈捕不同於傳統的產品製造過程，任何非養殖類的魚都須經過撈捕，不同的魚種有撈捕方法的差異，但是撈捕還是最基本的取得方式，撈捕可是TBT協議中所稱的生產技術。舉例而言，無論用何種方式生產黃金和木材，其最終物理性質根本未曾改變，但是在生產過程，粹取黃金滲出氰化物大多數流入地下；全伐木造成森林成為不毛之地，改善製造加工的過程，對環境保護是有實質的貢獻，但GATT/WTO體制卻在世界經濟正逐漸整合之際，設限於PPMs，明顯的妨礙實質環境保護，故學者認為不應區分是否改變物理特性的製程，況且區分產品製造過程後，往往是可以防衛隱蔽的貿易保護措施[130]。開發國家為避免相關技術措施受到挑戰，勢必將市場進入的門檻轉化為非關產品製造的項目間接的限制開發中國家的產品進入市場，此舉依然形成自由貿易的障礙。目前的魚產品標章的共同理念都是著重於與生產和加工方法及對環境的影響，即評估考慮各個階段的產品生產，加工，使用和處置是否構成可持續發展[131]。簡言之，當環境保護之焦點逐漸集中於整個產品產銷過程對環境的衝擊，漁產品標章應基於NPR-PPMs，不宜設限於PPMs，特別是使用的漁具漁法，處理副漁獲物的方式是否影響海洋環境，有無遵守國際漁業管理制度等，如果能將NPR-PPMs考慮進去，必然能消除許多強加他國接受本國標準的情況。

另則認為保護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成效的確取決於生產階段監督和管理方法，漁具與漁法只是其中一項環節，且有因地制宜的特性，國際實踐亦認為漁法與漁具不影響產品最終性質之方法，並非TBT協定所規範。以條約解釋與國際實踐而言，本說應是目前有力見解。蓋從狹義的解釋認為TBT協定無論強制性的法規或是非強制性的標準都是針對是否改變產品的物理特性，是規範產品的技術法規與標準不可構成國際貿易之不必要障礙。自然資源取得流程或方法可能會對環境有負面影響，但不影響產品物理特性，則屬於產品無關的製造過程。TBT協定附件一的文義指出相關生產或製造方法為與產品特性相關的生產與製造方法，對於最終產品具影響的製程與管理法規，為TBT協定所規範，只要該製程或方法未改變產品的最終結果，即不屬於TBT協定所管轄。根據TBT2.4條之規定，雖有國際標準，但基於地理，氣候，基本技術等，造成該國際標準無法成為有效或適當達成合法目的之方法，是允許採取不同的標準。從而，魚具、漁法必須就魚群所呈現的行動、習性模式，配合水文，地理條件與天候而調整，因此，漁法不是TBT協定所規範的對象。

伍、結論

聯合國大會決議[132]、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和相關之國際行動計畫成為減少意外捕獲政策的開端。研究發現限量捕撈與研發新型裝備是減少丟棄漁獲物的基本途徑外，貿易措施也能夠對意外捕獲的減少發揮重大功能。多邊公約授權締約國可自行決定制訂國內法以達成公約目標的貿易措施類型，締約國基於主權可自由訂立各項國內法管制貿易，以減少撈捕目標魚種造成其他物種的傷亡，但國家的貿易管制權力是列舉，並非任何基於單一國家資源保育考量，可將違反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的作為合法化。魚產品是市場交易的標的，民間倡議的標章是私人商業行為，並非GATT所規範的對象。傳統的貿易障礙以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為主要態勢，論者以市場機制導正民眾消費型態，進而達到資源保育的目的，希望政府以生命周期分析基礎倡議標章，間接以市場導向的規制外國產品，避免直接抵觸GATT/WTO的原則。

從GATT時期的兩鮪魚案可知國家資源保育之貿易措施不應任意偽裝為限制合法的措施，或不具充分理由成為歧視的手段[133]，無論標章內容是否涉及NPR-PPMs，強制立法適用之標章都必須通過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之檢驗。此二原則之目的在禁止區隔國內外生產的產品所造成的歧視，若履行其他國際條約義務或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制訂內、外國非一體適用的本國法規所造成的必要差異，則不違背GATT的原則[134]。如保護南極海洋生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Resource,CCAMLR）的締約國依循保護南極海洋生物委員會之決議，不進口無來源證明的小鱗犬牙南極魚產品，以免鼓勵非法捕撈[135]；配合保育大西洋鮪魚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委員會之決議，無論是否從非締約國進口捕撈自大西洋的鮪魚時，締約國必須取得進出口商，捕獲地點與數量等資料，以便於統計族群數量，與消除權宜船在該區域內非法捕魚的可能性，若不配合將招致締約國的非歧視性貿易措施[136]。

前述見解的核心是不區分取得方法是否影響產品最終性質，直接著眼政府的行為是否違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造成歧視。也隱含有絕對自由貿易者之主張，如空氣和水這類自然資源的發生不可回復的損傷，造成全球的環境污染時，才應通過多邊協議，適當採取貿易措施加以解決，對有一定生態回復力的漁業資源，也應採取相同的意識，不過，這樣的想法往往緩不濟急。雖然傳統見解釋是以形式判斷國家立法作為是否成為進入市場障礙，但國家行為的多樣化，國家不直接干預並不代表忽視該事務，只要是國家以財政支援或贊助的方式的標章都應視作國家行為。財政補助都必須有國家預算，當屬廣義的政府高權行為，不因執行者是民間組織而有不同。同理，以行政委託或行政契約之方式委由民間組織進行認證程序亦屬國家行為。

從資源保育的角度，LCA和PPMs都是取得魚產品標章重要的參考基準，從邏輯的角度，並不是所有的LCA都包含PPMs，也並不是所有的魚產品標章都使用PPMs標準。從貿易的角度，二者都是在本國的社會文化與政經基礎上制定，不一定一體適用於開發中國家，可能產生技術性貿易障礙風險。有論者認為TBT協定附件一第一條將NPR-PPMs包含在適用之列，然TBT協定認為技術性貿易障礙是改變產品最終性質的製造方法，任何無關最終性質改變的方法都不是TBT協定所規範的對象，不過條文解釋並不宜割裂，應配合前後文的解釋得條文規範的範圍，且從條約擬定的過程中，已然將NPR-PPMs排除在外，蓋NPR-PPMs沒有影響產品特性，從最終產品本身無法檢驗它在生產過程中的危害，僅在生產過程中會對本國人體健康、動植物安全和環境造成影響，非TBT協定規範的對象，否則上訴組何需引用GATT§20（g）為解決爭議的主要依據。在海龜案中專家組與上訴組都認知是否使用不同的海龜脫逃器，並不會改變撈捕到海蝦的性質，基於相同的邏輯，無論何種的漁法，也不會改變撈捕之鮪魚的性質。魚具、漁法必須就魚群所呈現的行動、習性模式，配合水文，地理條件與天候而調整，並不宜統一適用，而且任何魚法都不涉及物理特性改變，更不是TBT協定所規範。不過歐盟海豹產品進口禁令相關文獻中曾有論點指出，可以從人道觀點區分取得海豹的方法[137]，從而歐盟本身的命令可能涉及TBT協定的技術障礙的論點，有可能針對此部分引發新的討論。

曾有學者以標章制度在國內必須有效執行，內外國一體適用以及獲得國際協議的支持作判斷標章是否合乎GATT/WTO之要求[138]。然本文認為前述標準若能本次美墨有關鮪魚爭端的過程中，配合廣義的認定政府介入措施以及透明度原則應更能避免事實上的歧視。美國雖然可主張自願適用的海豚安全標章並未區分歧視不同來源地之產品，消費者購買的決定意願並非政府所能主導，並根據GATT時期的前例主張標章不會形成市場進入障礙。但是基於聯邦法規所設置標章，且有國家預算支持的機構管理的實質，極有可能受到嚴峻的挑戰，而我國使用之標章多於法規中明確載明自願性適用[139]，標章對於消費者的選擇有決定性影響力時，可能面對前述的挑戰。國家贊助民間執行的標章標章也有可能在不歧視原則取得合法操作的空間，因兩次海豚案與海龜案中的引用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原則的方式提供一個蹊徑，蓋此二原則的基礎乃含有經濟國力不對稱之思考[140]，更遑論國家以隱蔽的方式間接規制市場進入標準，產生事實上的歧視也在所難免。國家贊助民間執行的標章屬於政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若受到他國挑戰形成市場進入的障礙時，干預者應該負有更大的舉證責任，證明採用非傳統的貿易手段介入是出現市場失靈、資訊不完善或不對稱的等原因，並以科學的依據為基礎，使外國生產者能參與標準的形成過程，且證明其做法的必要性不會導致市場進入的障礙。

是否應採取貿易措施來達到自然資源保護，往往引發爭論。現行TBT協定無意預留空間給相關國家以PPM以外的相關規定和措施達到資源保育的目的，乃是條文規定使然。雖然採取貿易措施迫使生產國改進技術和生產方法，短時間對於資金短缺或技術落後的國家是種市場進入障礙，但現行TBT協定以PPM的分類方法，預留給相關國家以PPM以外的相關規定和措施達到資源保育的操作空間。標章之運用不僅增加製造成本，也會使外國產品進入市場的難度大增。漁產品的標章不能適用TBT協定，也不代表是合法的貿易障礙。換言之，另以透明度原則保障相關的產業，雖然透明度( Transparency )原則本身並不能解決所有與貿易有關的問題，但將有助於生產國評估對於本國貿易之潛在的問題，助於減少採用特殊標章所產生的不利影響。透明度原則目的在於保證貿易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具體的運用不僅是提前公布之某些可能影響市場進入的信息，且包括政府以使用國際標準化機構制定準則，給予其他國家合理時間以對其公布的標準提出書面意見、並與之討論與考慮討論結果，或相互承認解決標準之間的歧見等，以鼓勵當地出口企業使用更高標準的技術。藉由無關產品製造的標章告知所購買的產品可能對資源的影響，以市場的壓力提高保育效率，因為生產者追求市場的認同，勢必採行符合標準的最有效途徑，從全球資源保護的觀點不失為是理想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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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組織網站：

美國國家有機食品標準審議委員會網站：

自由圖書館網站：

[＊]SJD Candidate, Wu Han University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法學博士候選人。感謝兩位匿名審稿者的意見，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1]Denis A. O’Connell, Tuna, Dolphin, and Purse Seine Fishing in the Eastern Tropical Pacific：The Controversy Continues, UCL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p.2（2005）, 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30）

[2]同前註，頁7。根據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 42 U.S.C.A. Subsection 4321 to 4370（f））之規定，必須以標章上顯示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之相關內容。

[3]US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Importation Marketing and Sale of Tuna and Tuna Products, Request for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Mexico, WTO Doc, WT/ DS 381/4, （Mexico Initiates WTO Dispute Proceeding Against U.S. "Dolphin-Safe" Label for Tuna,Mar. 10, 2009）

[4]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S21/R - 39S/15, 30 ILM 1594 (1991).

[5]貿易措施主要有：提高進口關稅、展開反傾銷與反補貼稅調查等傳統關稅障礙措施，利用禁運、進口限額、技術性貿易障礙、出口補貼與紓困，以及設立購買本國商品條款等構成的非關稅障礙措施。

[6]Denis A. O’Connell, 前註1，頁5~7

[7]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from the EEC, GATTDoc. DS29/R reprinted in 33 I.L.M. 839 (1994).

[8] 1947年GATT對於自然資源利用的說法是「…Full use of the resource of the world…」。而建立WTO的序言的說法是「…Optimal use of the world resource…」。（底線作者自加）

[9]Available at： on 2009/12/13）

[10]各學術領域論述意外捕獲對於生態的影響之文獻頗多，本文僅擇定漁具與漁法造成的影響為本部分之重點。

[11]Matt K. Boardhurst, Steven J. Kennelly ＆Charles Gray,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Selectivity of Fishing Gears, in Steven J. Kennelly (ed), By-catch Reduction in the World s Fisheries, （Netherlands：Springer, 2007）p.2~5

[12]底拖網的操作型態通常是兩艘竹筏一組，每筏兩人，以網目大小不拘的沉底拖網，上方網緣約在海面下3公尺，下方則在水面下50公尺左右，網底不是通電就是加上滾輪或鐵鏈，藉由這些電流或鐵鍊鎖發出的聲響驅出藏身礁岩或泥沙中的魚、貝、蝦、蟹。是否開放此種漁法捕魚取決於當地民情、地形與生態系統。目前台灣台南將軍漁港漁民認為生態復育的成果將毀於一旦，極力反對此種漁法。見： (visited on 2009/12/20)

[13] Available at： (visited on 2009/12/20)

[14]延繩釣是由漁船放出一條長達一百公里的母繩，繩上最多可繫3,000 個子線和魚鉤，許多魚、海龜和鳥類會被魚餌吸引且意外上鉤，支線上綁有餌料的釣鉤。其他輔助工具，例如浮標和雷達定位儀，主要是使釣線保持漂浮以及協助搜尋漁具。延繩釣船隊也捕捉許多旗魚種類，例如：鬼頭刀和劍旗魚以及鯊魚等其他種類。一本釣漁船不同於圍網和延繩釣漁船使用船上儲存的活餌料魚捕捉鮪魚。一本釣是利用停留在漁船附近的餌料魚吸引海水表層的鮪魚，船上的漁夫再使用長魚竿和魚餌去捕捉鮪魚。

[15]自然保護聯盟（ICUN）認為信天翁已經瀕臨生存危機。Available at： (visited on 2009/12/20)

[16]關於丟棄的定義，相關著作多引用下列兩文獻說明之。在美國1996年Magnuson-Stevens法案（MSA）第3條2項的定義是：「漁業中收穫的魚類，但不是供出售或個人用途，而且包括經濟性丟棄物和規定性丟棄物。不包括休閒性捕撈/釋放漁業管理計畫中放生的魚類」。聯合國世界農糧組織（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下稱：FAO）的定義是「丟棄物或丟棄漁獲物是所捕獲的動物類有機物質總量中無論任何原因而被丟掉或在海上傾倒的那部分。它不包括植物和內臟等收穫後廢料。丟棄漁獲物可以是死的，也可以是活的。」Kieran Kelleher, Discards in the World’s Marine Fisheries（世界海洋漁業中的丟棄物），Tech. Papers No. 470（FAO：Rome, 2008）p.3~5

[17]同前註，頁22

[18]同前註，頁56

[19]各國部長同意明確和改進適用於漁業補貼的WTO規則為多哈回合結論之一（TN/RL/W/213）。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4）

[20]海龜、鯊魚等是在淺水性地帶活動，若將延繩鉤垂降到100公尺以下的水域，不但可以降低混獲的比例，同時由於鮪魚偏好活動於深水域的習性，顯示此方法可增加鮪魚捕獲量。

[21]根據FAO的官方文件指出改變意外捕獲物的利用方式亦可減緩海中生物的銳減速度。Kieran Kelleher, supra note 15 , at 23~34。但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oundation, WWF）的統計，目前平均每兩分鐘就有一頭鯨；豚遭漁網纏勒溺斃，每年有高達25萬隻海龜和10萬隻信天翁因延繩釣而死亡，其中有19種信天翁瀕臨絕種。Available at： on 2009/11/16）。

[22]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 CITES）第2條；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第8（j）、10（b）、15、16（2）（3）、19（3）、22條。但須注意本公約僅係設定目標，並未納入特定貿易措施或其他特定措施。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前言與第2條4項，規定貿易與環境協定應相互支持；締約國可以採行較本議定書更為保育生物多樣性及永續利用的保護措施，惟此等措施仍應符合本議定書之目標及規範，以及締約國於其他國際規範下應遵行的義務。保育大西洋鮪魚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公約本身並無貿易措施，但締約國通過的議案涵蓋貿易限制措施。

[23]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11.1~11.3段；打擊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之國際行動計畫（IPOA－IUU ）65~76段

[24]S. Bache, M. Howard and S. Dovers, Economic,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s：Their Impact on Australian Fisheries Policy and Management, （Wollongong ：Centre for Maritime Polic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2001）, p.76

[25]C. R. Wessells, K. Cochrane, C. Deere, P. Wallis & R. Willmann,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Ecolabelling for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FAO Fisheries Technical Paper No. 422.（Rome：FAO, 2001）, p.83,

[26] Travis Potts and Marcus Howard, International Trade, Eco-labelling, and Sustainable Fisheries-Recent Issues, Concepts and Practice , Environment, 9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91（2007）

[27]Ibon Galarraga Gallastegu, The Use of Eco-Label：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ur. Env. 12, 318~9（2002）, Peter A. Shelton, Eco-certification of Sustainably Managed Fisheries—Redundancy or Synergy ?,100 Fisheries Research,185~186（2009）. Kieran Kelleher, 同前註16，頁44

[28] Bruce Phillips, Trevor Ward ＆Chet Chaffee （ed.）, Eco-labelling in Fisheries ：What Is It All About,（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p.4~10, Kieran Kelleher, 同前註16，頁44

[29]OECD, Eco-Labelling: Actual Effects of Selected Programme., （Paris：OECD, 1997）p.1, Carolyn Deere, Eco-labelling and Sustainable Fisheries, (Rome：FAO, 1999), p. 5, C. R. Wessells, Ecolab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Seafood Trade: the Roles of Certification Costs 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isheries Economics Newsletter 50, p.44-49（2000）

[30]Peter A. Shelton, 同前註27，頁185

[31] Jennifer L. Jacquet ＆Daniel Pauly, Trade Secrets: Renaming and Mislabeling of Seafood, 32 Marine Policy, 315（2008）

[32]油魚（薔薇帶鰆）和鱈魚雖然同是輻鰭魚綱，但鱈魚是鱈形目，有別於油魚的鱸形目，油魚也不是圓鱈（Gadus macrocephalus）。詳細介紹可參見：張水鍇，您吃到的鱈魚可能是「油甘」？漁業推廣235期，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頁24，2007年10月。

[33]蠟酯非有毒物質，但一般人體難以消化，進食後，最快30分鐘就會出現腹瀉、腸胃痙攣等不適症狀，且會從肛門流出。

[34]Jennifer L. Jacquet ＆Daniel Pauly,同前註31，頁 315

[35]Karen West, Ecolabels：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25）The Ecologist, No. 1., 3 (1995)

[36]Ibon Galarraga Gallastegu, 同前註27，頁318~9, Peter A. Shelton, 同前註27，頁185~186.

[37]根據海洋法公約第63、64、119條之規定，過漁（overfishing）是以數學公式表示：C（每年單一漁群捕獲量，Catch size in one year）＜A（漁群存量的的再生，Stock recruitment ＆ reproduction）＋G（漁群的成長，Stock growth）－M（自然死亡，Natural Mortality）。而這項公式的運作必須仰賴漁群的密度，數量與捕獲的大小等相關科學數據以計算可持續最大產量後，再以之決定全部可捕量，以剩餘法則判斷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是否過漁，而造成無法持續發展的危機。此非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已有論著針對此種計算模式提出探討。Surya P. Subedi,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ternational Legal Aspects of Eco-labels, 25 Brooklyn J. Int'l L. 375（1999）, Ibon Galarraga Gallastegu, 同前註27，頁316, Bruce Phillipset als,同前註28，頁4~10, Jennifer L. Jacquet ＆Daniel Pauly, 同前註31，頁314~315

[38] Bruce Phillips et al.,同前註28，頁97~100, 107, 114, 138, 143, 161。我國已有推行建議民眾「慢漁」、「底食」以實際行動拯救海洋漁業生態行動之相關計畫。

[39]ISO的分類方式除著重標章表達內容外，也強調標章的認證單位。第一類的生態標章以預先設定之規格標準，並經過第三者驗證對環境產生不利衝擊較小的產品，頒發專用標章，需強制經無利害關係的「第三者」確認或驗證，多由為政府或政府支持之非營利組織執行驗證。第二類是指由產品製造商、進口商、配銷商、零售商或任何藉此訴求而獲益的人士設計之提供訊息的符號或圖形，自行驗證的環境訴求；以及由廠商或營利性驗證組織執行驗證先前預設之科學數據後，提供給消費者資訊的符號或圖形的第三類環境宣告。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4）；（visited on 2009/12/24）

[40]原產地規則協定第1條

[41]Carolyn Deere,同前註29，頁13

[42]美國國家有機食品標準審議委員會（Natioan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指出，「有機食品是將產銷過程中的污染毒害減至最低的一種食品，但不保證有機食品可以完全免除化肥殺蟲劑的殘留」。available at： , RE: AMS-TM-07-0032-0001, 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 (NOSB) Aquaculture Standards , USDA Organic Standards for Seafood, March 21, 2007, （visited on 2009/11/18）； on 2009/11/18）。

[43]歐洲民間組織（Naturaland）只就完全圈養封閉系統與食物鏈低端的魚種的認證。美國2002年有機食品計畫（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in 2002）沒有將海鮮納入，引發相當爭議。多數人認為此舉是可持續發展的嚴重挫敗。否定標章者認為有機著重生產的流程控管，而有機海鮮是無法確知海洋與養殖水域的受污染程度，永遠不知道魚在哪吃到什麼。即便是箱網圈養（net-pens），圈養內的排泄物汙染，疾病傳遞以及基因汙染也是難以判斷的重要因素。倡議者認為有機標章的迫切需要性，目前美國研擬聯邦立法有機海鮮標章，除加州明確禁止任何食品以有機名義販售外，任何國家的有機海鮮標章食品都可以在美國各州販賣，如此標準不一將會將造成誤導消費者。根據報導目前美國形成之共識部分主要是先針對圈養，半圈養與野生魚種訂定不同的標準，但內容尚未定論。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16）

[44] 我國目前並無漁產品標章，只有產銷履歷。根據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之資訊顯示：水產食品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所著重的是避免製造過程受物質污染的安全管制，而水產動物類衛生標準所規範的是重金屬含量，乃著重在製成品。

[45]此聯合標章計畫適用的對象因組織團體不同而有差異，美國責任漁業協會是美國國內的海鮮產品，而全球水產養殖聯盟是全球的養殖蝦業者。此聯合生態標章為開放性質，以各養殖業者努力促進可持續生產海鮮為成立宗旨。使用此聯合標章的業者代表已贊同此計畫所提倡的責任漁業行為，並把這些原則納入執行業務中。見：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12

[46]海洋管理委員會為非營利之全球性國際組織。判斷授予標章（The Best Environmental Choice in Seafood）之準則為：漁業管理應建置於一套有效率管理系統之上，並遵守區域漁業組織、國家及國際法令和標準。漁業行為必須不會造成過漁或魚種減少的結果，如果是已枯竭的魚種，漁業行為必須展現出使其恢復存量的事實。捕撈操作必須要維繫生態系統的結構、生產力、功能性、及多樣性。available at： on 2009/12/16）

[47]Carolyn Deere,同前註29，頁13

[48]為保持可持續的漁群數量，國際漁業組織每年均會制訂特定魚種的總量後分配給區域漁業組織的成員，並要求在區域內作業的漁船在捕撈日誌詳實記錄並將數量回報捕獲數量，一旦超過數量，就必須停止捕魚。實際上許多作業船隻都備有兩套日誌登記確實捕獲數量。溢捕的魚貨不會回港卸貨，直接在公海以裝有冷凍設備的漁船載去管制較為寬鬆的港口卸貨。

[49]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13 .

[50] FAO, Round Table on Eco-lablling and Certification in the Fisheries Sector,（Rome：FAO, 2009）p.18~19.。

[51]於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之新法規其他重要內容包含強化口岸檢查制度，進入歐盟成員國港口進行裝卸貨物，轉運和港口服務的非歐盟國家漁船應在指定的港口接受檢查。進港船隻需在進港前3天通知歐盟成員國港口檢查機關，並申報所裝載的漁產品數量、品種、捕撈日期和捕撈地點及捕撈工具。available at： on 2009/12/21）

[52]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1）

[53]Jennifer Schultz, The GATT/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Toward Environmental Reform, 89 Am. J. Int'l L. 423, 428, 435~436.（1995）

[54]OECD, Environmental Labelling in OECD Countries 43,（Paris：OECD, 1991 CDus macrocephalus）, p.33, 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Consideration of the Market Access Effects of Ecolabeling Schemes, WT/CTE/W/150, p.6~10（June 29, 2000）, Briefing Paper of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in the Market Access Implication of Labelling for Environment Purposes,（Bangkok：UNCTAD, 2004）p. 5~6, Erik P. Bartenhagen,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TBT Agreement on Ecolabeling Programs, 17 Va. Envtl. L. J. 51, 116（1997）, Atsuko Okubo, Environmental Labeling Programs and the GATT/WTO Regime, 11 Geo. Int'l Envtl. L. Rev. 599, 605（1999）, Christian Tietje, Voluntary Eco-Labelling Programs and Question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the WTO/GATTLegal System, 29 J. World Trade 123, 127-28 （1995）, John J. Emslie, Labeling Programs as a Reasonably Available Least Restrictive Trade Measure under Article XX’s Nexus Requirement, 30 Brooklyn J. Int’l L. 494~498（2005）

[55]Surya P. Subedi, 同前註37，頁383

[56]Elliot B. Staffin, Trade Barrier or Trade Boon？A Crtitical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beling and It’s Role in the “Greening”of World Trade, 21 Colum. J. Envtl. L. 205, 211~213（1996）, Ibon Galarraga Gallastegu, 同前註27，頁317.

[57] 42 U.S.C.A. Subsection 4321；1994 Clean Air Act, 42 U.S.C. 7671（j）

[58]7 U.S.C. 136-136y；40 C.F.R.721.72（b）（1997）；我國食品衛生管理法10條與食品中多氯聯苯限量標準規定食品中之多氯聯苯含量不應超過一定數值，但食品衛生管理法17條卻沒有要求製造者應強制標示。

[59]Steve Keane, Tradefair Competition Winner：Can a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Survive the WTO？：The Case of Food Labeling, 16 Transnat’l L. ＆ Contemp. Prob. 297～301（2006）

[60]此標章目前涵蓋數百種產品，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1）

[61]E之花標章，available at： on 2009/12/21）其他相類似者：加拿大諮詢委員會（Advisory Board）管理的政府性組織（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Environmental Choice，available at： on 2009/12/21），日本由準政府行政計畫（quasigovernmental project）的Eco-Mark, on 2009/12/21）詳細討論亦可參見：Avi Gesser, Canada''s Environmental Choice Program: A Model for a "Trade-Friendly" Eco-Labelling Scheme, 39 Harv. Int’l. L. J. 503~505 (1998), Surya P. Subedi, 同前註37，頁382

[62] Surya P. Subedi,同前註37，頁378～380

[63] U. S. C. Titles 16, Section 1385, ( Dolphin Protec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 Title 50, Section 216.91, ( Dolphin Safe Labeling Standards )；Section 216.92（Dolphin Safe Requirements for Tuna Harvested in the East Topical Pacific by Large Purse Seine Vessels）

[64]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3）

[65]Atsuko Okubo, 同前註54，頁607, Erik P. Bartenhagen, 同前註54，頁57

[66] Erik P. Bartenhagen, 同前註54，頁57~58

[67] 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7, Steve Keane, 同前註59，頁306

[68] Surya P. Subedi,同前註37，頁382

[69]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3）

[70]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3）

[71]Surya P. Subedi,同前註37，頁383~4

[72]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3）

[73]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7

[74]Atsuko Okubo, 同前註54，頁621, 623, C. R. Wessells et al., 同前註25，頁60

[75] Samuel N. Lind, Eco-Label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voiding Trade Violations While Regulating the Environment, 8 Int'l Legal Persp. 118, 136~7（1996）

[76]Dominic A. Gentil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What is the Role of the WTO？, 20 Fordham Envtl. Law Rev. 206~208 （2009）, Samuel N. Lind,同前註75，頁129~131, Surya P. Subedi,同前註37，頁390~393, Elliot B. Staffin, 同前註56，頁240

[77] Erik P. Bartenhagen,同前註54，頁69~70

[78]Surya P. Subedi,同前註37，頁393, Elliot B. Staffin, 同前註56，頁243-44

[79]同前註2

[80]Samuel N. Lind, 同前註75，頁133

[81] Tuna / Dolphin I, Panel Report, para. 5.42~5.44, Erik P. Bartenhagen,同前註54，頁65~69

[82] Dominic A. Gentile,同前註76，頁209, Elliot B. Staffin,同前註56，頁251-52.

[83] Tuna / Dolphin II, Panel Report, at 894,

[84]Jennifer Ramach, Dolphin-Safe Labeling: Are the Dolphins Finally Safe, 15 Va. Envtl. L. J. 743, 748, 749, 753 (1996), Atsuko Okubo, 同前註54，頁622, Elliot B. Staffin, 同前註56，頁252, Samuel N. Lind, 同前註75，頁133.

[85]墨西哥主張違反GATT 1994 第9條產地證明（Marks of origin）

[86]William J. Snape, Ⅲ and Naomi B. Lefkovitz, Searching for GATT’s Environmental Miranda：Are “Process Stranards”Getting “Due Process？”, 27 Cornell Int’l L. J. , 784~785（1994）, Elliot B. Staffin,同前註56，頁253 n. 309.

[87] Erik P. Bartenhagen, 同前註54，頁66

[88] Tuna / Dolphin II, Panel Report, at 896

[89] Samuel N. Lind, 同前註75，頁121, 124

[90]Erik P. Bartenhagen,同前註54，頁66

[91]William J. Snape, Ⅲ and Naomi B. Lefkovitz, 同前註86，頁785, 789

[92]Denis A. O’Connell,同前註1，頁7

[93]Atsuko Okubo, 同前註54，頁618～619

[94]海洋法公約（UNCLOS）與跨界魚類種群與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保育與管理協定（UNFSA）便是適用此計算方式，目前在FAO的倡導之下，改以生態系（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EAF）作為族群數量科學數據之評估。以生態系的相關分析與的介紹，參見：,（visited on 2009/12/23）

[95]Carol J. Miller and Jannifer L. Croston, WTO Scrutiny v.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Ass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olphin Conservation Program Act, 37 AM. Bus. L. J. 73, 98（1999）, Dominic A. Gentile, 同前註76，頁209, 本文認為自由放任的貿易制度是集短視近利之大成，資本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甚少具有明智的決定，特別是為了攫取自然資源的獨佔地位，看不見的手根本就是蒙蔽消費者的知的權利，以方便跨國企業獨占全球市場。

[96]Elliot B. Staffin,同前註56，頁247-51. 253

[97]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s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W; AB Report WT/DS58/RW, para. 164~168, 172, available at： , （visited on 2009/12/25）, Ronald Salz, Sea Turtle Mortality, Shrimp Fishe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Case Study of a Global Natural Resource Conflict, available at：（visited on 2009/12/23）, John J. Emslie,同前註54，頁525~528

[98]如：國家利用自願適用或以生命周期分析基礎（Life Circle Analysis）的方法，以標章管理外國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影響；或以政府贊助、民間推動的方式避開政府主導的強制適用標章的色彩。見：Samuel N. Lind, 同前註75，頁116

[99]同前註，頁135 , WTO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from Canada, WT/CTE/W/21, at 2 (Feb. 21, 1996), Discusses Proposals on Trade Measures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nd on Eco-Labelling, PRESS/TE/008, at 10 (Apr. 29, 1996), Report (1996)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WT/CTE/1, at 6 (Nov. 12, 1996)

[100] Atsuko Oukbo,同前註54，頁622

[101]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Alcoholic and Malt Beverages (1992), GATTB.I.S.D. (39th Supp.) 206, 296-97 (1993)

[102] S. W. Chang, GATTing A Green Trade Barrier-Eco-Labelling and the WTO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31（1）Journal of World Trade, 138, 156（1997）, Erik P. Bartenhagen, 同前註54，頁73.

[103]Atsuko Oukbo, 同前註54，頁628

[104]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Sale of Gold Coins, GATTDoc. 45863 (1985), available at： LEXIS, Intlaw Library, GATT pdf file, at 61-62.

[105] OECD Report,同前註54，頁33, Surya P. Subedi, 同前註37，頁383

[106] V. Jha, Eco-label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NTAD, UN Doc 70 at 10, UNCTAD/ OSG/ DP/ 70（1993）, cited by Atsuko Okubo, 同前註54，頁606

[107]1.1就本協定之目的而言，如有下列情況應視為有補貼之存在：

(a)(1)會員 (本協定簡稱為「政府」) 境內有由政府或任何公立機構提供之財務補助者，即

(i)政府措施涉及資金 ( 諸如補助金、貸款及投入股本)之直接轉移，資金或債務可能之直接轉移(例如貸款保證 )；

(ii)政府拋棄或未催繳原已屆期應繳納之稅收 ( 例如抵減稅之財務獎勵 )；

(iii)政府提供一般基本設施以外之商品或勞務，或收購商品；

(iv)政府提供給付予募集基金之機構，或委託或指示一民營機構執行通常歸屬政府之前述第(i)點至第(iii)點所到之一種或多種功能，且其做法與政府通常做法實際上並無差異者；

(a)(2)存有GATTl994第十六條所指任何形式之所得補貼或價格維持者；且

(b)因而授與利益者。

1.2前項定義之補貼應受第二篇規定之規範，或若其構成第二條規定之特定性要件者，應受第三篇或第四篇規定之規範。

[108]EC–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rams Chips, Panel Report, para. 7.48., US –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n Drams, Appellate Body Report, para. 52

[109]國家為了不同的國家目的及各種的經濟政策，可以給予私人企業一定的財產價值之利益給予，稱為行政補助或經濟補助。在德國及我國學界大致上已經形成共識：如果涉及對受補助者、或第三人基本權利的限制或侵犯其他憲法原則時，則必須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否則，僅需有預算法的依據、並且透過主管機關公布的法規、依循依法行政的原則行使之只要不違反平等權，不會有行政濫權之虞，即可為之。

[110] 此處所指之行政委託是指行政程序法第第16條第1項規定之行政機關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行政契約是行政程序法第137條所定義者。本文不討論兩者的管轄變動與其他國內法問題。主要藉以說明此二者都屬於國家行為的一種。另憂慮是否會造成過度授與公權力問題，如FAO, Round Table , supra note 50, at 18所載討論，本文認為屬該國內法的行政監督層次，非本文討論重點。

[111]US – Softwood Lumber IV, Appellate Body Report, para. 46.47

[112]Canada – Aircraft, Appellate Body Report, para. 149, 154, 161

[113] 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28, FAO, Round Table ,同前註55，頁17, Erik P. Bartengen, 同前註54，頁77, Atsuko Okubo,同前註54，頁642~643

[114]GATT第8條第1項（b）、（c）款；第11條第1、2款；第13條第3款（b）項。其他如：TBT協定第10條；GATS第3條第4款、第4條第2款。

[115]TBT協定前言與附件1條1項、第2條，第4條與附件3，羅昌發，國際貿易法，台北：月旦出版，1997年，頁213，Samuel N. Lind,同前註75，頁123

[116]如，石油標準案即是美國以強制性技術法規影響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U.S. – 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DS2/R, para. 3.73~3.76, 6.10, 6.13

[117]同前註99

[118] Astuko Okubo,同前註54，頁623, Briefing Report, 同前註54，頁12

[119] Carolyn Deere, 同前註29，頁18, C. R. Wessells et al, 同前註25，頁59~60

[120] C. R. Wessells et al., 同前註25，頁61

[121]同前註99

[122] Erik P. Bartenhagen, 同前註54，頁74

[123]同前註，頁76

[124]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Background, Analysis, Discussion and Proposals, WT/CTE/1, （Geneva：WTO, 1996）p. 1, 15, 32

[125]Supra note 63, at Section 1371（a）（2）＆ Section 1385

[126] Denis A. O’Connell, 同前註1，頁6

[127]以下整理自Ronald Salz,同前註97。美國公眾法第609章（Section 609 of Public Law）與瀕臨絕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ESA）禁止進口捕捉方式危及瀕臨絕種海龜生存的蝦隻，但經美國查證許可的國家則不受到前述進口禁令的影響。目的在於保護如海龜瀕臨滅絕的動物，未取得商務部部長或內政部部長許可之前，禁止在美國境內、美國所轄海域以及公海從事捕獲海龜之行為。其後美國根據ESA要求所有美國籍拖網蝦船在對海龜有重大傷害的規定區域捕蝦時，應使用批准的海龜逃脫器（Turtle Excluder Devices, TEDs）或限制低於九十分鐘的拖網時間。並制訂Section 609與相關執行規則，要求所有進口美國的蝦必須附有蝦類出口商申報表（Shrimp Exporter’s Declaration Form），陳明是在海龜無害的條件下捕蝦或是Section 609所認可之作業水域。印度、馬來西亞、巴基斯坦以及泰國分別要求WTO爭端解決小組就美國公眾法第609章法案內容進行審查。四國共同主張為違反GATT 1994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且非為GATT 1994 第二十條(b)、(g)二款所涵蓋之範圍與損害第二十三條第一項（a）款之權益。印度、巴基斯坦及泰國另主張違反GATT 1994 第一條第一項；印度單獨要求爭端解決小組作成美國應立即撤銷Section 609，餘三國則要求爭端解決小組作成要求美國修改該法案及相關執行措施。